直面“四个考验”防范“四个危险”(上)
直面“四个考验”防范“四个危险”(上)




来源:发布日期:2011-08-06 23:43:42阅读数:5272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直面“四个考验”,防范“四个危险”,是全党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


一、对“四个考验”要有充分准备


■长期执政考验是一项综合的考验,也是最根本的考验。如何解决好长期执政考验?出路就在民主。


■继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考验,就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澄清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和模糊认识,深刻理解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市场经济考验,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与自己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问题。


■外部环境考验,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全球一体化挑战、统筹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问题。


(一)长期执政考验


长期执政考验,核心就是能否长期执政下去的问题。长期执政都面临哪些考验呢?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与黄炎培先生有段著名的关于“周期率”的对话,大家耳熟能详。我们不妨再温习一遍:


1945年7月,黄炎培等5名国民参议员应邀访问延安。访问结束临行前,毛泽东同志问黄炎培先生有何感想。黄炎培先生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的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条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听完后,肃然回答道:“任之先生,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这段著名的对话中,黄炎培先生列举了长期执政所面临的三种危险:


一是政怠宦成。也就是一旦天下承平日久,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立国初期那种万众一心、励精图治的劲头也就慢慢消失了。再久而久之,政府的官僚主义日益严重,社会风气变得骄奢淫逸,国家的肌体也就日渐“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最典型的便是唐玄宗时期。唐帝国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社会民生逐渐由凋敝走向极大繁荣,但政怠宦成的危机也日益加深,最终“渔阳鼙鼓动地来”而天下分崩离析。


二是人亡政息。也就是国家的政治清明与否,经济繁荣与否,文化发达与否,社会安定与否,都系于核心的执政者一人。帝王“英明神武”,则河清海晏。一旦旧君崩殂,新君昏弱,很快江河日下。隋文帝夙兴夜寐、天下大治,待到隋炀帝即位,转眼就把社稷江山葬送了。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北宋积贫积弱的面貌有很大改观,但宋哲宗继位后,高太后垂帘听政,用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四十年后国破家亡。


三是求荣取辱。也就是动机与效果严重背离,出发点不一定差,结果却事与愿违。这种情况在建国初期往往还不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局面,但一旦到了积弊甚多、矛盾复杂的时期,事物的发展就很容易出乎意料,很容易失去控制。1901年后,摇摇欲坠的清政权开始推行新政,发展经济、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兴办新学,筹措军饷、训练新兵,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本指望变法图强,但结果却弱化了中央集权,培育了革命力量,加快了离心速度,客观上促进了清王朝的灭亡。


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都与封建君主专制有关,都与人治有关,因此其解决之道,都只有民主这条路可走。政怠宦成,就是执政者忧患意识减弱,执政团体活力不足了,所以毛泽东说“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人亡政息,就是路线方针政策随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随领导人关注点的改变而改变,所以毛泽东说“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求荣取辱,就是谋划大的工程、推行大的改革,一定要慎之又慎。而要慎之又慎,最重要的还是要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归根结底还是要“人人起来负责”。


毛泽东同志讲:“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可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来看,黄炎培先生所说的三种长期执政危险,依然或轻或重地存在。官僚主义、腐败问题,就是政怠宦成;书记能力、作风,深刻影响一个地区的发展,就容易“人亡政息”;违反客观规律、违反人民意愿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即是“求荣取辱”。与之相对应,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显不足,“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人人起来负责”的局面还远未形成。


长期执政考验与“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四大危险紧密相连,这说明,长期执政考验是一项综合的考验,也是最根本的考验。如何解决好长期执政考验?出路就在民主。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周期率,根本问题在于专制与人治;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发生剧变,根本问题在于民主制度不健全。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历史让我们认识到民主的极端重要性。只有将国家政治运行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民主轨道,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政协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协商式民主的重要载体。运用好人民政协这一民主形式和组织形式,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改革开放考验


改革开放考验,核心就是能否顺利推进改革的问题。


首先,是如何正确认识改革开放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成就有目共睹,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但并不完全是由改革开放带来的,有些矛盾和问题是与经济发展阶段、社会转型等特殊时期相联系的,需要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发展来加以解决。这是广大共产党员的普遍共识。但是,也有一些党员干部在矛盾和问题面前,开始怀疑、质疑甚至否定改革开放,将矛盾与问题完全归结为改革开放,对化解矛盾、解决问题持悲观态度,进而想走回头路,打退堂鼓。有些领域的改革开放事实上已经呈现“退”的态势。继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考验,就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澄清在改革开放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和模糊认识,深刻理解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坚定不移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坚持不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其次,是如何深入推动改革开放的问题。


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均取得了很大进展,经济改革的成效更为明显,政治及文化、社会管理改革等任务更为繁重。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创新,既是30余年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和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要求。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过、绕不开,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大多数领域都面临二次改革的问题,最初的改革解决了最初的矛盾,但新的矛盾接踵而至,否定之否定、改革之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不断的过程。如果说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在浅水区尚有石头可摸,现在进入深水区,难度、危险更大。当改革开放面临全面的、深刻的、累加的矛盾和问题时,继续推进改革,就必须再次进行全方位的顶层设计与部署。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并实施的“十二五”规划,就是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所作出的全面部署。


第三,是如何稳妥应对利益格局调整问题。


改革必将带来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并将继续带来深刻的利益格局调整,利益冲突越来越复杂,如何顺利度过矛盾凸显期,是对党的重大考验。要妥善解决两极分化问题。改革开放整体上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但相对差距却在迅速扩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却没有明显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警戒线(2010年为0.5,警戒线为0.4)。巨大的落差就意味着巨大的势能,这对社会稳定而言是极其危险的。抓紧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摆在我们党面前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要积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先富起来的人中并非全靠勤劳致富,有些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转移国有资产、占有特殊资源、权力寻租、裙带关系等获得,必须促进利益获取的公平;经济规则、社会规则较多地向既得利益者倾斜,后发者往往不具备竞争优势,处于望洋兴叹的境地,必须促进竞争机会的公平;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立,有法可依得到保障,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必究问题仍然突出,司法队伍素质参差不齐,贪赃枉法现象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必须促进司法公平。教育、医疗、住房、就业、交通、环保、社会保障等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领域问题重重,低收入、高成本的生活,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严重阻碍改革发展成果共享,严重制约消费水平,必须促进生存公平,必须更加重视民生问题。


第四,是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问题。


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必要前提,思想解放的程度直接影响改革开放的深度。新的历史条件下,一部分党员干部思想僵化可能阻碍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有的党员干部深受“左”的思维定式影响,对改革开放持消极态度,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民营经济仍然持怀疑和抵触态度;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习惯于发号施令的管理方式,习惯于“管、卡、压、罚”的治理理念,不愿意放权;有的党员领导干部不能深入理解、贯彻科学发展观,迟迟没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一味追求经济发展数字,而忽视民生问题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实践证明,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人民政协自1949年成立以来,曾经历过一些曲折,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中断工作。改革开放后,恢复工作的人民政协在凝聚共识、统一思想、推动改革、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改革开放新的考验,人民政协要更好地发挥团结、民主作用,不断扩大党的团结面、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力量,为改革开放作出更大贡献。


(三)市场经济考验


市场经济考验,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与自己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问题。


一是能否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这一目标是在全党就“计划与市场只是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发展市场经济”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形成基本共识之后确立的。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一成果仍然面临健全、巩固和完善的问题。挑战主要来自:首先,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手段运用也比较娴熟,在解决经济问题特别是攻坚克难时,很容易回到老路上。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实施宏观调控,常常优先于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有政协委员深有感慨地说:现在市场资源配置这个“看不见的手”越来越看不见了,政府干预资源配置这个“闲不住的手”越来越闲不住了。话虽尖刻,但道理深刻。其次,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路线,常常被片面理解为重点支持国有经济,导致民营经济受到体制机制上各种有形无形的限制,“玻璃门”现象比较突出。其三,政治资本与商业资本在许多地方紧密结合,形成较为普遍的“权贵经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权贵经济”不仅损害民营经济,而且损害国有经济,不仅挤压市场空间,而且有违社会公平。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迄今为止世界已有77个国家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地位,但美国、日本、欧盟等西方主要经济体还没有承认。这当然有西方发达国家遏制中国发展的明显意图,但是我们对自身经济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也应当深思。


二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市场经济理念对党的思想作风的冲击。


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经济社会活动资源配置的最佳组织方式和制度形态,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方法,但是市场经济本身也对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包括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价值观、等价交换的价值观、追求物欲的价值观、拜金主义价值观、个人主义价值观等。这一系列思想、观念和原则,渗透到党员的心理行为之中,进入党内运行机制,与党性原则发生矛盾,就会腐蚀党的精神与作风。如: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价值观,会让一部分人变得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乃至丧失最基本的道德底线;等价交换的价值观,可能导致公权力部门化、私有化,让一部分人坠入权钱交易的陷阱而不能自拔;追求物欲、拜金主义的价值观,会让一部分人贪图享乐、奢靡腐化,淡化对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的追求;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会让一部分人淡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集体主义的理念,漠视国家利益、人民群众利益,千方百计谋取个人利益、家族利益等。我们说,共产党员也是人,也需要改善物质生活,提高生活水平,享受发展成果。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重大进步之一,是回归和解放了人性,共产党员也在其列。那么,在物质富裕的环境中,在财富增长的过程中,共产党员怎样界定自己的位置,是一个很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很紧迫的理论问题。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因此,追求富足的生活是正当的。要求共产党员过苦行僧的生活,做财富增长的旁观者,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人性的,关键在于定位。共产党员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应当率先勤劳致富,应当率领群众共同致富,应当为群众致富提供服务。共产党员在经济发展中的先进性,应当体现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同时,还必须有安贫乐道的精神。这一方面需要加强党性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党员干部从政行为。去年我们党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提出52个“不准”,其中绝大部分是为了约束党员干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行为,如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禁止私自从事营利性活动,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禁止讲排场、比阔气、挥霍公款、铺张浪费,禁止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私利等。


三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政治定位问题。


这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一项很重大的、必须从理论上清晰回答的命题。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群众阶层,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然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我们党事实上遇到了两难境界。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坚定不移地鼓励和支持各种资本的发展。各级地方党委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就必须给予各类企业主、企业家以政策上的优惠和环境上的宽松。这样做,客观上会更多地接近甚至偏向于资本一方,甚至在一些地方还自觉不自觉地损害到群众利益,其结果会动摇党的群众基础。如果各级党委政府坚定不移地站在群众一边,坚决维护群众利益,又可能引起投资方的顾虑。今年两会吴邦国委员长明确强调,中国“不搞私有化”,这一主张本身是正确的、严肃的,但是也触动了一些民营企业家的敏感神经,引起了一部分人的误解,担心民营经济是不是发展到头了,有的甚至开始移民海外。在工人、农民、农民工等党的社会基础与资本方之间,共产党如何自我定位,不仅是一个处理矛盾的技术问题,还牵涉到基本的国家制度问题。偏向任何一方都是危险的。偏向工农可能影响经济发展,偏向资本方可能影响执政基础,而且还存在腐化变质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应当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在理论上将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视为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之路;在实践上将劳资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的框架中处理,探索新形势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途径;在方法上借鉴党在政治领域“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既坚定不移地维护群众利益,又坚定不移地支持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如何解决好效率与公平问题,如何处理好根本利益与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如何宣传群众、引导和关心群众,如何引进资本、利用和管理资本,不仅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而且需要高超的实际驾驭能力。人民政协由界别组成,各方面代表人士汇聚于此,既有协调各方面关系的平台,又有联系各方面群众的优势,同时也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用,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做好特殊的群众工作,对改善民生、促进和谐等均有重要意义。


(四)外部环境考验


外部环境考验,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全球一体化挑战、统筹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问题。


一是应对西方政治图谋的挑战。


苏东剧变后,意识形态之争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泾渭分明了,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西化”和“分化”的图谋始终未变,并且呈现出战术更加隐蔽的特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渗透多管齐下,特别是以思想启蒙、文化交流为掩护引导中国舆论、引导国人思维的努力,其深耕、深植的作用不可忽视。唱衰与捧杀并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必胜论等各种论调层出不穷。威逼利诱共举,扶植“台独”、“疆独”、“藏独”势力,拉拢我周边国家共同牵制中国,排斥、排挤、弱化我在非洲、南美洲等地区的发展。北非、中东颜色革命,也对我国外部政治环境产生深刻影响。此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制度、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某些长处,也对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提出了挑战,群众在开放的环境下更容易接受新的信息,用比较和挑剔的眼光来看待党。这就要求我们党既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又要善于学习、勇于学习,积极借鉴他国经验,切实做到与时俱进。


二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大势所趋,但并非所有国家都支持经济全球化,因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资源的全球配置和产业链的全球布局,在西方发达国家拥有资本、技术和规则优势的条件下,经济全球化对欠发达国家而言往往意味着被动、被迫与从属。中国是一个大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加之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坚持了循序渐进、互利共赢的原则,因此尽管中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同样有得有失,但总体看,得大于失、利大于弊。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还处于较低端。提高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任重而道远。以制造业为例,世界制造业产业链分为七个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加工制造,批发销售,终端零售。目前中国制造业大量处于加工制造环节,挣得大约10%的生产利润,其余90%的利润分散在另外六个环节,掌握在外国资本手中。目前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9%。中国需要卖掉8亿件衬衫才能换来一架空客380飞机。此外,融入全球经济也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不可抗性,在面临经济危机时很难独善其身。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伤害有目共睹。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所采取的以邻为壑的经济复苏措施,也深刻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形势。


总结经验教训,必须始终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必须始终保证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才能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三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独特的文化,是国家与民族的身份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问题已经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领域,蔓延到文化领域。近现代以来,在中华民族不断作文化的自我反省、反思的过程中,在中国人民不断向西方学习、借鉴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受到巨大冲击。十年“文革”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更是严重。在中华文化本已脆弱的情况下,西方文化借我国改革开放之机大举进入,进一步挤压民族文化的发展空间。与资本相捆绑的西方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如美国的“三大片”(薯片、芯片、影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年一代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西方学者在世界范围内散布“文明冲突论”,将现代世界的诸多矛盾都归结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殊死搏斗。这一论调隐含了西方文明是先进文明的前提,进而引导更多的非西方国家人民特别是青年人向西方文明看齐,事实上是在宣扬和推动文化趋同。


在中国当代的大学中,有为数不少的教授、学生持全盘西化的态度,认为西方文明是唯一出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没有前途。文化发展中的趋同性已经影响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与其同时,日本、韩国等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国家,加紧对我国文化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有的将我国四大名著注册为游戏商标,有的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申请作为他们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


党和政府已经注意到我国文化安全的严峻性文化保护的紧迫性,在弘扬传统文化、保护民族文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孔子学院,着力推进京剧等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等。同时,民间自发的文化自觉、文化保护、文化传承,也蔚然成风。中国的传统文化本就包含有“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核心精神,我们有足够的自信,中华文明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重放异彩!


四是牢牢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虽然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但世界多极化继续演进,世界经济保持增长,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为发挥后发优势、争取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跨越提供了可能;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重组和流动进一步加快,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多年改革开放形成的综合国力和市场经济体制,为我们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体制保障。


在本世纪的头一个10年,党和国家成功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进入第二个10年,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冲击和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把握和运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但是有利于我继续发展的局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意义。


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审时度势,统筹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在战略和战术上都善于利用一切机会促进我国的发展;必须未雨绸缪,做好积极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突发风险的准备,并不断增强化解危机的能力,善于化危机为机遇;必须保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绝不能因内部问题、内部矛盾的激化而错失良机。全党同志对此必须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特别是面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必须将之放在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样的大背景下予以考虑,既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又要充分考虑经济、社会、文化的适应性和承受力。高瞻远瞩,才能做到既不自惑、又不惑人。


人民政协是中国“和谐文化”的典型象征。人民政协的对外外交是我国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人民政协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宣传中国的“和合”文化、宣传中国“和平崛起”和“和谐世界”的发展理念,宣传中国在经济、社会、民主、人权等方面的进步,对消除世界疑虑,增进国际了解,具有重要意义。人民政协具有“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的特点,在一些官方正式交往不便开展、民间交往又难以起到政府沟通管道作用的外交领域,人民政协往往能够发挥独特作用。近年来,全国政协相继成立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等非政府组织,在加强与世界人民的联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稿源:求是理论网 责任编辑: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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